裸辞的“哈佛女孩”:花了30年放下焦虑|湃客Talk

2024-07-05 20:40: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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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B真人前段时间,李雪琴的同学、博主@在下辉子 拍摄的“高中同学盲盒”系列视频火了,让大家看到名校生也有苦恼和焦虑。

  从双藤校毕业的张倩,原本年薪几百万人民币,却在30+时选择裸辞,回归一个“普通人”。上最好的学校、有最好的工作,是她习以为常的路径,却发现对外在的肯定逐渐“上瘾”是一件危险的事。

 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昕指出,藤校、清北也不可避免地存在“后20%”,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是客观存在的。所谓热门专业也有周期,家长还是应该选择放手让孩子自己选专业,重兴趣而非一味看“钱途”。

  又是一年毕业季,顶着名校光环的毕业生们意气风发地步入社会,同一时间,历经12年苦读的学子们也将走进高等学府。《湃客Talk》邀请了两位从顶尖名校毕业的嘉宾,一起聊聊“别人家的孩子”光鲜背后的生活。

  我的小红书账号名叫“都是刘亦婷和曾子墨耽误了我”,这个名字其实有些特殊的来源。当时我正经历人生比较特殊的阶段,辞掉工作三个月的时候来到了墨西哥边境,参加了21天的瑜伽培训,在荒无人烟的海滩上,我突然想到了这两个名字——刘亦婷和曾子墨,突然发现我居然成为了她们的双料校友。

  后来聊起这事,自以为没有受到所谓的名人太多的影响,但潜意识中还是被这样的价值观带跑了31年,所以取了这样一个账号名。

  我在上海长大,18岁从上外附中毕业,进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读本科。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,第一份工作是战略咨询,后来职业变动,去了科技企业,在几个大厂之间一路高升。

  2020年,我从哈佛商学院MBA毕业,加入了一家全球家用小家电企业,一路做到了VP(副总裁)的职位。在裸辞前,我的年薪已经有几百万(人民币)。

  裸辞的故事听上去像是我两个小时内做的冲动决定,但事实上可能从我26岁左右就开始有所铺垫。

  当时我在美国已经居住了近14年,但仍受到签证和身份的限制。读书的时候不能做读书以外的事情,工作的时候不能断了自己的工作,否则就要离开这个国家。如果突然有一天我被辞退了,觉得自己会“死”,总是缺乏安全感。这种隐隐的定时炸弹影响了我整整14年。

  所以,31岁的时候,我突然觉得让它炸了就好了。加上“有毒的办公室文化”加重了我想要离开的冲动。

  另外,我是在26岁的时候第一次认识到FIRE这个概念,也就是Financial Independent-Retired Early,获得经济自由、提早“退休”。我发现,存够了钱就可以过上不同寻常的生活。养成了比较好的消费习惯后,31岁的我有了比较强的经济安全感,就做出了这一步。

  我裸辞至今已经有两年两个月了,其中也有很多波折,比如情感上的纠结。当时我的伴侣是美国人,到底是结婚还是分手,到底是选择美国还是选择葡萄牙这个备选目标,经历了种种思考、争吵、内心的不安,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,像浴火重生。

  如今来到葡萄牙里斯本,确实过上了梦想中的生活,时间上比较自由,可以做各种创作,我在小红书上有内容输出,有自己的播客视频,同时还在写书稿。

  我的生活状态就是为自己工作,其余时间也可以完全自由地支配,比如早上可以和伴侣吃很长时间的早饭,天气好的时候就去海滩、亲近自然,这样的生活过不腻。

  回想起来,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,遇到了许多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越是进入那些高精尖行业,比如投资银行、私募基金这的同学,越是看重外在的肯定,甚至是对此“上瘾”。

  其实,我以前也觉得从小进入最好的学校,做学校里最好的学生、有最好的出路,去选择最好的职业道路,就是一个习惯性的事情。但如果一直都是从外在获取快感的话,这个快感的标准就会越来越高。

  我从小并没有“别人家的孩子”这个概念,我的快乐来源并不在于和别人比较,不是建立在别人夸我的基础上,而来源于在学习或者解决问题过程中获得的跨越。

  至于“别人家的孩子”的自信会不会更利于日后的发展?这样的标签要从两方面来看,一方面你获得了来自别人的肯定,那肯定对自信心的提升是有好处的。

  另一方面,如果你过分强调来自别人的评价,这其实对一个人自尊的良性发展是不利的,无论这样的评价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

 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,自我概念的形成有内部的因素,也有外部的因素,也就是别人对我的评价。但从核心上来说,还是一个来自内心的、自己对自己的评价——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,而不是特别执着于别人对我有什么评价。

  一直打压孩子肯定是不好的,但一直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,说你多么多么好,其实在自我概念发展当中,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

  精英学生容易不快乐,我身边就有非常多的达特茅斯和哈佛商学院的同学经历过抑郁、焦虑、进食障碍,有些同学甚至因为问题比较严重,跟学校上报后被要求强制休学并进行心理辅导。

  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经历了整整两年的调整。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。

  别人是家长“鸡娃”,但我从小是“自鸡”。小学是一个所谓“菜小”,就是离家近,后来转到了一所民办学校,考上了上外附中,当时全市只招120个人。

  但其实我是一个隐藏在成绩优秀之下的叛逆小孩,只不过是埋头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也是如此,没有请任何的留学中介,决定申请达特茅斯之后,我妈妈才去百度达特茅斯是什么玩意儿。

  父母对我的宽容给了我很大的空间,让我逐渐走到了现在。我父亲毕业于清华,他对我最大的指导是正直、不能撒谎、要见义勇为,但对于任何细节的指导是不存在的。

  因为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,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化学一定会很好,结果我就拿了化学的全国竞赛一等奖。大家都说清华人的女儿一定很聪明,我就觉得我一定能达到他的高度,甚至想要超越他,那国内清华北大已经是顶天了,我就只能往美国走了。所以,父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,不仅仅是遗传这一项。

  我现在有做一些留学辅导,看到有些“卷娃”的家长都没有问过孩子喜欢什么,而是花几万块钱给“名师”。这些孩子未来有一天可能像我一样,醒过来发现之前的人生都是为别人走的。这个痛苦的过程或早或晚都会出现。

  其实,18岁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,可以先选择一条路把自己“停”在那,等更了解自己后再慢慢寻找内心所爱。我有一个好朋友就在30岁时达到了这样一个目标,离开了自己所在的非常高薪的对冲基金行业,现在完全“退休”了。

  北京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负荷其实是蛮高的,时不时会有同学要去做咨询,甚至有时新来的同学还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排上。当然,咨询的并不都是特别严重的情况,因为大家对于心理健康这件事越来越重视了。

  从精英高中、精英大学出来的很多孩子,会把成就当成“理所当然”,成就是应该的,如果没有成就,那就可能有问题,这会导致他们越来越追求成就。

  然而,藤校、北大都不可避免地存在“后20%”,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,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是客观存在的。

  为什么“别人家的孩子”步入社会后会产生心理落差,可能是和我们的传统认知有关——认为成绩好,就上好的高中、考好的大学、找到好工作,然后你的人生就一片坦途。

  但是从大学毕业后,就一定能找到好的工作,实现你的人生理想吗?这背后的关系不是线性的,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,可能和经济形势、所学的专业有关,甚至和你当时的运气有很大关系。

  我们在招生工作中,或者讨论大学究竟能带给大家什么的时候,不得不承认,学历能够带给人的价值已经大不如前了。

  相比学历,原生家庭更重要吗?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成就,是由多种因素来决定的,包括智商、原生家庭,成长环境等。

  比如,成长环境不利的孩子,可能会更激发他们的心理韧性、超越自卑、脱颖而出;但也可能带来不良影响,影响心理健康,以至于破罐子破摔。所以,原生家庭对个人的影响,也没有办法得到确切的答案,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。

  其实,对父母而言,“鸡娃”不如“鸡自己”。“鸡娃”,不确定性太大了,“鸡自己”,确定性会很高。

  我小时候,并没有“鸡娃”这个概念,就是上学、考试。当然也有可能我上学的时候一直是考得好那种,没有“考得不好怎么办”的状态。但是我能感受到,那个时候我父母的心态,和现在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  那个时候觉得,上不到清华北大,南大复旦也很好,但现在清华北大是断档式的领先,所以我们应该反思的是——是不是把清华北大给异化了,把它们变成图腾似的崇拜。

  假期总有一堆一堆的人来清华北大参观,我儿子看到这么多人,第一句话就说:北大有什么好看?什么时候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,说北大清华不过如此,那就是教育的成功。

  高学历是不是值钱?我觉得名校毕业生的风险承受能力并不是太高。比如,哈佛、斯坦福这样学校毕业的同学,往往已经有了职业道路,获得了社会地位和财富的积累。对他们而言,放下这一切,去做一件不太传统的事情,机会成本非常高。而潜在的回报与存在的风险是相关的,所以名校的精英不太容易成为那些金钱上最成功的人。

  所谓聪明的人被定义为精英之后,进入职场会发现现实并不是如此。比如,我数学很好,经济知识都非常出色,但我没有办法装宜家的家具。每一个人聪明的种类是以不同方式呈现的。

  我一个哈佛商学院的同学说,他在硅谷的一个朋友原本从事私募基金工作,年薪80多万美元,但被“优化”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份50多万美元的工作,仅仅能够支出平衡,因为他把生活升级,孩子去了很好的学校,房子也买在最好的学区。

  这给我和朋友都敲响了警钟——当你的硬性支出非常多的时候,比如说房贷、孩子的教育等,其实你与穷是一样的性质,你缺不得钱。这可能也是我为什么早早开始考虑未来的经济自由,因为收入高和富有是两件事情。

  前段时候,张雪峰提到“孩子要去学新闻传播,就打断他的腿”。但现在一样有人去报新闻传播,因为抱着新闻的梦。

  我们在招生工作过程当中,问学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:你内心究竟想什么?你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?

 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选择初心,这样才能让他感到快乐。选择一个内心匹配的专业,而不是哪个挣得多就去哪,因为专业也有相应的周期。现在计算机很火,但未来十年、二十年还会不会像现在那么火?那就不一定了。

  所以,我倒不觉得北大的学生毕业了就不能做网红,或者说北大学生毕业了就一定要去做科研,每个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、在自己舒适的范围之内,去做好自己的贡献就可以了。有人做网红,给大家贡献了快乐;有人做基础研究,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,我觉得也很好,没有必要用一套标准去衡量所有人。

  我在上海招生时发现,上海那些能够上北大、清华的孩子家长,是非常开明的。孩子想学什么就支持,虽然内心可能不认同。如果所有家长都能做到这样,对孩子来说是有好处的。

  而我而言,自洽的过程很漫长,现在别人对我选择的质疑,我已经完全不在意了。因为我能够切身感觉到,整天跟自然接触的生活方式给我带来的幸福感。

  除了自然之外,还有亲密关系。在美国的14年中,没有任何的家人跟我同国。而在里斯本,我是有一些亲戚的。

  我到里斯本的飞机降落了之后,我的表哥一早就来接我。过去的一年当中,我与他的家庭以及两个小孩非常亲近,我才发现之前14年错过了一些什么。这些来自亲密关系、来自家庭、来自自然的影响是深刻的。

  现在我的同学一般都是来向我诉苦的,我在商学院看到了这么多成功的同学,甚至很多人是含着金汤匙出身的,但他们也有很常见的不安全感。

  比如我的沙特王子同学,他根本不需要跟我比较,而是跟他的2000多位沙特王子比较。所以,他不一定能够得到成就感,他的焦虑、不安全感、沮丧,与我的其他同学是同款的。看到这一点我就发现,其实我都不需要走到山顶上,现在就可以折返了。

  从我的视角回看,想对当下的年轻人说,别人没有对你这么关注,其实走完人生的只有自己,有机会的话尽快把目光收回到内在,尊重自己的需求和偏好。

  尤其是名校毕业的精英,因为我们最习惯于用外在的成就换取内心的价值,而这是不可持续的,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习惯。

  所以现在,不希望大家叫我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这只是一个流量密码,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忠于自己的人。

  亲密关系是一个永远不过时的话题。现在《阿勒泰》《走走停停》等影视题材为什么特别抓人眼球,可能是因为那种过去的职场剧已经不能再PUA现在的00后,他们已经意识到了,其实工作只是一份工作,而自己的幸福感可能不是工作提供的,而是由亲密关系提供的。

  其实,这一点也挺好,何必把自己的那根弦绷得那么紧,让那些愿意去卷的人去卷,而不愿意卷的人有一份保障,能够享受当下,也是挺好的选择。

  对于今年毕业的名校生,我要对所有专家说:千万不要给年轻人提建议,他们有自己的想法,他们有自己该走的路。所有的专家给出的建议可能都是馊主意,所以我不会提供建议,我就会说:过好你自己的生活,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走就可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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